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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A.I.）能夠偵測人臉上表情的微小變化，又或說話聲調和遣詞用字的微妙差異，從而預測人的心理以至行為變化⋯⋯它全面掌握個人的所有數據，進行無處不在的介入和誘導，覆蓋範圍遠超行為心理學鼻祖斯金納（B. F. Skinner）實驗設定的有限範圍。也就是說，它足以把社會生活的整體情景，變成一個無邊無際、碩大無比的實驗室，而人則彷如生活其中的白老鼠。」
—— 鄒崇銘《敵托邦》
智能革命徹底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形態。然而當人類把未來拱手交給人工智能時，通向的是烏托邦還是敵托邦？
科技影響歷史進程，卻絕非單一具決定性條件。當它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資源以致病毒等元素混雜偶合，會構成曲折的歷史路徑。香港學者鄒崇銘分別從知識權力、政治權力和物質權力三方面，探討智能革命大潮下人類將邁向怎樣的未來。
鄒崇銘
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注經濟社會學研究。曾與韓江雪合著《香港的鬱悶》、《用消費改變世界》、《僭建都市》、《以銀為本》、《這一代的鬱悶》、《後就業社會》等。相信資源和權力分布才是主宰人類未來的關鍵。
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專注經濟社會學研究。曾與韓江雪合著《香港的鬱悶》、《用消費改變世界》、《僭建都市》、《以銀為本》、《這一代的鬱悶》、《後就業社會》等。相信資源和權力分布才是主宰人類未來的關鍵。
前言 人類文明的未來路徑
第一章 啟蒙運動打造的「想像的秩序」
第二章 網絡壟斷：非物質或知識權力的失衡
第三章 威權民粹：政治權力的失衡
第四章 生態、城市、資源和病毒：物質權力的失衡
第五章 終站？重生？未來的四種路徑
後記
圖片來源
版權頁
前言：人類文明的未來路徑
文明的臨界點
四十五億年前，我們居住的地球誕生。
四萬至五萬年前，我們祖先的足跡，開始遍布非洲以外的歐亞大陸和大洋洲。
四千至五千年前，地球各處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文明，帶來了宗教、國家、文字和貿易。
四百至五百年前，歐洲人展開全球化的冒險，人類接連經歷了科學革命、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踏入現代化的階段。
四十至五十年前，在經過兩次大戰之後，人類文明又再邁向新的階段，還迎來了資訊、通訊科技和智能革命。
若把地球四十五億年歷史比作廿四小時，則過去的四萬至五萬年，只不過是最後的一秒；過去四十至五十年，更只是最後約0.001秒。幸運的是，我們共同見證了人類歷史上、以至地球歷史上轉變最迅速的一剎那；不幸的是，在我們之後，人類文明不知還能否延續下去。
從歷史極長河的角度來審視，人類文明只不過剛剛誕生。正如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家William MacAskill指出，地球一般哺乳類動物通常能繁衍五十萬年以上， 以人類擁有遠超其他物種的潛能，繁衍一千萬年以上絕非不可能。地球作為一個宜居的星球，最少仍有十幾億年的歲月。假如人類有能力移民其他星球，則文明還可大幅延續下去。
然而，大約自一百年前起，隨著尖端科技的突飛猛進，再加上政治經濟的動蕩不安，從大戰、流感、種族屠殺、原子彈、軍備競賽、環境污染、基因改造、複製生命、氣候危機、物種滅絕到人工智能…..人類滅絕的陰影便一直如影隨形，人類文明似乎已走到它的臨界點。尖端科技為改善人類生活和福祉，帶來了異常巨大的正面影響；但亦正因如此，人類對科技的潛在毁滅能力，往往便加以輕率地視而不見。
若從五萬年前作為起點計算，過去已有逾一百億人曾經在地球上生活過，現在仍然活著的也有七十多億人。香港擁有七百多萬人口，約佔現時全球人口的千分之一。不幸的是，我們共同見證了香港迅速的衰敗；但幸運的是，我們仍遠較地球上的絕大部分人，過著豐盛的物質和非物質生活。
香港人早已習慣了營營役役，耗費畢生精力盡情「搵食」。只會在很偶然之下，才抬頭關心一下我們的社會，然後很快又再躲回私人領域之中。那怕只有百分之一的香港人，能長期、持續和有意識的投入公共事務，香港的歷史已經斷然改寫。假如再有千分之一的香港人，願意再進一步放眼人類文明的長遠發展，未來的世界同樣可以很不一樣。這種期望，也不算太過奢侈吧？
烏托邦的丕變
「烏托邦」一詞的出現和其意義的演變，頗能反映人類對理想社會的想像和疑慮。一五一六年，即距今超過五百年前，摩爾（Thomas More，1478-1535）出版了《烏托邦》（Utopia）一書，影響力至今仍歷久不衰。不無諷刺的是，utopia一詞希臘文的原意是no place，反映作者對烏托邦的理想世界能否在現實中實現，持保留、懷疑、甚至可能是否定的態度。
摩爾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人，畢生反對英國的新教改革，最終並且被英國政府處死。摩爾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卻抱有強烈的人本主義精神，期望教會朝向更人性化的道路發展。但對於人的理性和良知的局限，摩爾自始至終保持著清醒的態度。
到了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人定勝天的時代樂觀精神漸成主流，人們開始相信烏托邦實現的可能。十九世紀冒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更奉「烏托邦」概念為最早的理論泉源。但踏入二十世紀，通過人的智慧和能力創造人間樂土的幻想，卻在兩次大戰期之間徹底破滅。「敵托邦」（dystopia）一詞，遂作為烏托邦這個銅幣的另一面，應運而生。
最廣為人所熟悉的敵托邦描寫，可以在《美麗新世界》（1932）和《一九八四》（1949）兩本小說中找到。它們和更早的蘇俄小說《我們》（1921），並稱為「敵托邦三部曲」。三者均提及在不遠的將來，由獨裁政府全面掌控的社會將會出現，先進科技將大大提高管治效率，公民自由則會徹底被剝奪。不問可知，法西斯主義和史太林主義等極權思想的崛起，正是幾位作者的寫作藍本所在。
一九二六年，即距今接近一百年前，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73）因為對抗法西斯，被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關進監牢長達十年，直至臨終前方獲假釋，期間他卻寫下了不朽的《獄中札記》。在葛蘭西看來，當時歐洲冒現各種極端的思想，皆源於對英美資本主義衝擊的回應（同期中國面對的處境又何嘗不是一樣）。但不同國家民族的歷史路向，卻並非宿命地已被決定的。歷史存在極大的可變性和多變性，端視乎人們的集體抉擇。
一整個世紀過去了，人類歷史的悲劇，此刻驚人相似地重複搬演著。當尖端科技與威權民粹、官僚體制、地緣衝突等結合，人類文明將走向怎樣的未來？
電影中的未來世界
本書嘗試勾勒人類文明的未來路徑。在討論過程中，有三齣可被歸納為敵托邦類型的電影——《太空奇兵：威E》（Wall-E，2008）、《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2018）和《蝙蝠俠：俠影之謎》（Batman Begins，2005）——特別具有參照價值：
《太空奇兵：威E》：雖然地球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盡，但人類仍能生活在衣食豐足、無憂無慮、「堅離地」的太空船「公理號」（Axiom）上，卻接受電腦的全權統治和嚴密監控，可以稱為一個「快樂愚人」社會
《挑戰者1號》：在地球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盡後，人類生活在赤貧的狀態，但仍能在虛擬真實的「綠洲」（OASIS）中尋找自我，並且繼續與權貴階級進行絕境抗爭，可以稱為一個「網絡游擊」社會
《蝙蝠俠：俠影之謎》：在地球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盡後，政治極度腐敗和黑幫勢力當道，人類只能活在由壟斷資本掌控的葛咸城（Gotham City）中，可以稱為一個「自毁資本主義」社會
正如陳冠中在《烏托邦、惡托邦、異托邦》（2018）一書中指出，荷里活往往反覆製造烏托邦與惡（敵）托邦式的想像，同時加入英雄浪漫的元素——邪惡入侵和諧社會，烏托邦被毀，幸而在鐵屋子的大門關上、邪惡全面勝利前的最後一刻，少數人特別是主角發揮正面價值的意志，力挽狂瀾，扭轉乾坤。「沒有惡托邦認知， 不吸收歷史教訓，不以寓言故事來敘說惡托邦，不僅很難體會邪惡到底有多麼邪惡，說不定還會眼看著歷史變態重演。但現在除了騙徒及無知的人，其實誰都提不出烏托邦藍圖。」
電影描繪的二元對立、黑白分明的世界，往往亦是主流民眾的庶民常識，傾向把問題簡化和理想化地看待。在此我們大可先把各種電影，想像成組成一幅大拼圖中的一片片小方塊，它們各自偏重和突出整體現實的某些方面，但卻容易以偏概全，見樹不見林。若把這些小方塊不斷重新組合，又會令我們一點點逐步加深對現實的認知，同時發現單一敍事以外的各種不同可能性。
在本書引述的眾多著作中，以英國社會學家Peter Frase的《Four Futures: Life after Capitalism》（2016），最能提供各類敵托邦的情景設定，以及人類面對的集體命運和選項，並通過不同科幻電影的例子呈現出來。他把這種方法稱為「社會科學幻想」（social science fiction），我實在深有共鳴。
關於上述三齣電影的討論，和我稱為「公理號模式」、「綠洲模式」及「葛咸城模式」的各種未來路徑，在此容許我先賣一個關子，到了第五章才作詳細探討。在此之前，且先讓我們回首過去，追溯這些路徑出現的不同背景和因由。在第一章的提綱挈領之後，本書第二至四章將分別探討知識（非物質）權力、政治權力和物質權力的失衡，是如何在我們身處的這個世代，一步步令敵托邦從想像變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