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黃伯和牧師的思想──「出頭天神學」 羅傳樵
在基督教本土化運動之中,黃伯和牧師用力甚勤。他認為「神學工作最終的目的與意義必須是促成宣教的重新了解與完成。無論神學體系多麼完善、折服人,如果不能落實到實踐的層次,這種神學仍缺乏生命力。因此,神學工作必須包含宣教的實踐。」
然而如何進行宣教的實踐?依黃伯和的看法,宣教的實踐關係到宣教對象的政治情況、社會、文化背景、處境,換言之,並不是要求宣教對象放棄舊信仰,死抓著從猶太文化背景產生出的聖經不放,而是使上帝之國落實在宣教對象本身所處的境遇之中。因此,黃伯和在宣教的同時也極注重政治與社會問題,而這便是神學本土化中極重要的工作。
黃伯和重視本土神學,並提出了「出頭天神學」的主張。什麼是出頭天神學呢?簡單地說,為解決一九七七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因發表「人權宣言」而承受空前壓力,故制定信仰告白來紓解信仰困境,其中便提出了「鄉土」和「出頭天」兩個神學主題。但在一九八五年,出頭天因為用語敏感而被提議刪除。在《本土神學講話》一書中,黃伯和提出他認為「出頭天」的神學意涵會比「鄉土」更豐富,理由簡述如下:
一、 從用語上來看,鄉土比較過去、靜態,出頭天比較動態、未來。
二、 「鄉土」和「出頭天」兩個神學主題遭到戒嚴時期統治者的不同對待,正顯示出後者的力量與挑戰性。
三、 「出頭天」透過「海外基督徒自決運動」的推廣,已從俗語轉為可作為宣教的神學主旨。
四、 當代神學家莫特曼曾引用巴特的:「神學不能是故園(home land)的神學,而必須是應許之地(promise land)的神學。」而對於出頭天神學,黃伯和又提出三個層次,簡述如下:
一、「台灣俗語」如何成為基督教神學素材?
二、「出頭天盼望」如何成為台灣人民的救贖應許?
三、把出頭天盼望放在上帝對台灣歷史與文化的救贖應許上來理解。
由以上可知,黃伯和相當強調宣教的動態性,也就是,並非只是論理地說明神學如何在台灣的文化脈絡中重生,還必須積極地與文化互動,重視未來,讓福音在宣教對象本身上被呼喚出來。
此外,黃伯和還提出了「再告白模式」的理論,此一理論重在解決黃彰輝的「處境化神學」可能造成兩種文化彼此扭曲,忽略文化主體,或產生認同上的問題。雖然神學必須本土化,但這並不意謂著切斷與西方文化的關係。
黃伯和認為神學的工作即是告白的工作,告白是發自神學工作者及其所代表族群的「委身」,而再告白則出自基督徒文化上和宗教上的雙重身分掙扎。基督教信仰原本表現在特定的猶太歷史、文化中,故在表現上有不可避免的人為限制,但在告白上,它超越個別種族的歷史、文化,因此神學工作者必須克服信仰者的本位主義,讓有限成為有限,讓形式成為形式,然後看破有限與形式,讓無限與本質自然顯現。
「信仰既是一種告白的行動,神學因此也必然是告白性的。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文化的更動,信仰者在新的處境中,其告白也必須隨著更新,再告白的工作也就無可避免。」由此可知,再告白並不只是非基督教世界的基督徒所面臨的處境,此外,更是一重視客觀經驗,將神與宣教對象的歷史、文化結合,甚至可以說是基督徒在信仰上的必經過程。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黃伯和重視的是神學如何發生在當下、未來,並強調與經驗環境互動的。
黃伯和著作甚豐,其所發起的「出頭天神學工作室」,更出版了一系列關於本土神學之著作。從這部分的作品來看,可以發現黃伯和相當重視在當下台灣社會中,神學該如何面對的問題。
譬如說在《本土神學的倫理關懷》一書中,他就處理了許多重要的社會文化問題,譬如說政治、兩性關係、同性戀問題、自殺、祭祖等。其中好幾個問題,都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地將有限視為有限,以從有限透視無限的態度,譬如說,在同性戀問題上,他透過對聖經的詮釋,說明聖經反對的不是同性戀,而是沒有愛的性關係,最後作出「只要守獨身者、同性戀者並不侵害、攻擊別人,我們的社會沒有理由不留下空間供他們活動、生存。一種性取向者把另一種性取向者逼到陰暗的角落使其
窒息,這不是一個公義的社會與團體所應該有的作為。」這便與傳統的詮釋有所不同。
此外,出頭天神學工作室也出了《出頭半邊天──台灣婦女神學的出路》及《基督徒與祭祖》等書,足見黃伯和處理神學與社會問題之積極面。
至於政治方面,基於黃伯和自己提出的理論,他無可避免地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就是對國民黨的敵意──他甚至明確地斥之為邪惡──與對台灣獨立的堅持,他認為台灣人民不獨立,不具有自己的主權,無法自我定位,便無法成為一位完整的告白者,這也是其作為一位本土神學家,必然推導出來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