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也走余杰的路-宋澤萊
【叫人心情激動的書】
將近一個月來,幾乎每天我都要趕著遙遠的路程,回老家雲林去看命在旦夕的癌父。我攜帶著余杰即將出版的《臺灣民主地圖第三卷1-下肋骨當火炬》紙稿和已經出版的《第一卷-在那明亮的地方》、《第二卷-我也走你的路》兩本書,來回奔走。在中途便利商店歇息的片刻,我會翻閱尚未看完的一篇篇文章,感到心情激動。
余杰的書寫再度帶領著我的思緒和想像,重新踏過臺灣的眾多城市、平野、高山、海角,龐大的臺灣重大的歷史的苦難/勝利與不義/公義都寫在裡面,這些事件帶著我的靈魂,飛越在對父親生命的擔憂、掛慮之上,變成一次又一次的釋放。我感到即將面臨失去父親的恐懼被臺灣的整個苦難與奇蹟吸收了,它們一起震盪在浩瀚的臺灣時空裡,澎湃而洶湧。
【廣度、深度兼具】
第三卷的這本書,延續了第一卷、第二卷的書寫優點-廣度、深度並行,叫人嘆為觀止:
在廣度上,仍然由極北的烏來寫到極南的美濃,由西海岸的二林寫到東部的宜蘭,踏過的足跡是如此廣泛:臺北、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宜蘭......無一不在範圍裡面。當我們閱讀這些篇章時,就好像做了一趟環島旅行,深入了各地重要的歷史現場裡,打開了我們的視野,叫我們縱橫無礙在整個臺灣島上。
在深度上,它一再打破了我表面的認識。譬如我曾經去過好幾次臺北「中山堂」,如果不看這本書 我還不知道那大廳上的天花板居然具有神祕的阿拉伯穹窿造形,在一樓裡面還有一個蔣介石的辦公室。更不知道蔣介石曾經在這裡接見過美國尼克森總統、伊朗總統巴勒維;在我的人生裡,我眼看這兩個外國總統起高樓.又見他們樓塌了,對我是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他們居然都曾到過中山堂!又譬如說我也到過陽明山的「中山樓」,如果不看這本書,我還不知道它蓋在火山口上,甚至不知道「中山」這兩個字是姓不是名,孫文應該叫做「中山文」才對,這是多麼叫我驚訝的事!我感到自己對歷史的認識是如何地草率!
像這種廣博寬闊的敘述、無數細膩的發掘,都是這本書明顯易見的價值!
【比臺灣人更愛臺灣的心】
另外,余杰把他對臺灣的愛心貫注在他的書寫裡,這又是另一個價值。他在自序裡這麼說:「每一次到臺灣,我都宛如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是這種感情,支撐他寫了這三本《臺灣民主地圖》。他似乎比臺灣人更愛臺灣,比臺灣人更能憐憫臺灣。比如,他來到了嘉義「陳澄波紀念館」,站在這位二二八事件時被槍殺的畫家作品前,這麼說:「我駐足於這些作品之前,亦不禁悲從中來。畫家不會未卜先知地預料到,殘酷的殺戮會如疾風暴雨般降臨。我不可抑制的想成為電視劇中可以穿越時空的主人公,來到正在用油彩塗抹畫布的陳澄波面前,向他大聲呼喊:『別再畫了,趕快逃走啊,國民黨的士兵要來殺你了!』」這種感同身受的悲憫是多麼叫人動容。又比如說,他在書寫女中豪傑民主鬥士的許世賢時,特地為處在弱勢地位的臺灣女性發了一個願,他說:「政治不是男人壟斷的遊戲,在臺灣男尊女卑的社會架構下,長期遭到歧視的女性,也可以像許世賢那樣在政治領域大有作為。」
這種對弱勢女性的關懷, 男性作家並不多。看余杰的這本書,能喚起我們對臺灣無限的愛與關懷,這又是這本書的另一個價值。
【批評有力】
然而,余杰也不是無視臺灣的黑暗面,完全無條件歌頌臺灣的所有的人;相反的,他在書裡大規模展開了社會、政治批判,在書寫「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時,批評蔣介石應該負起最大的責任:在書寫「國父紀念館」時,批評了主政者的帝王統治心態;在書寫「李友邦將軍紀念館」時,批評了嚴秀峰傾共的行為,在書寫「清大梅園」時,批評了近年來校方打壓陳為廷等學生的民運:在書寫「民主英烈公園」時,批評了建築過於傾向佛、道、儒三教;在書寫「二林蔗農事件事蹟館」時,批評簡吉對共黨的無知:在書寫「陳澄波紀念館」時,批評蕭萬長消費陳澄波的劣行;在書寫「許世賢博士紀念館」時,批評了張博雅背離許世賢反國民黨的風骨......可說筆力透紙,毫不含糊,引起我們陣陣深思。我私下認為余杰有他一貫的立場,才使得他的批評變得精準而犀利;那就是在獨裁/民主、有權/無權、壓迫/反壓迫,左派/反左派、共産/反共產、統一/獨立、反人權/人權、官方/民間、媚俗/神本的二元對峙中,恆常選擇了後者所致,終於使他的批評有神,往往一針見血!
【讓臺灣的報導文學走余杰的路】
最後我想談一談余杰這三本書對於目前臺灣報導文學界的重要性。
臺灣的報導文學起於七○年代中國時報副刊,當時主編高信疆培養了一批報導文學青年,深入偏遠的地方,報導不為人所知的事件,引起仿效,最後終於成為風潮。不過, 一 、二十年之後,就告衰微,如今沉寂,幾乎已經是一潭死水。考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高信疆並沒有勇氣去觸探敏感的政治、社會問題,後來的人蕭規曹隨,遂使報導文學往小趣味的方向發展,等到報禁解除.小趣味的題目相繼被報紙的記者挖掘盡淨,報導文學只好趨於死亡。
余杰的這三本書文字流暢、敘述從容、刻劃有力,筆帶感情,是標準的報導文學寫作。不過,他一反臺灣報導文學的方向,往著政治、社會大事件來書寫,開闢了以前所沒有的報導題材,可以說已經走出了新報導文學的一片天。
這三本書,不但是填補了幾十年報導文學的漏隙,還告訴我們,報導文學的題材不在遠處,就在身旁;只要朝著禁忌作挑戰,題材到處都有。同時,報導文學也不一定要如人類學考察一樣,非要在事件地點住個十天半月不可,只要有觀點,找到一定的資料,就能作深入的報導,就可以免除不敷成本的窘 境。這正是余杰的報導文學給我們文學界的大啟發。
我期待臺灣未來的報導文學家能走余杰的路,更廣泛地對身邊的敏感事件做有勇氣、有史觀、有視野、有感情的報導;那麼,臺灣的報導文學將起死回生,重新踏上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