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會傳染。勇氣也是!
一個頂著「資優生」光環、
以全額獎學金進入美國名校的台灣女孩,
卻被質疑「妳是怎麼考上普林斯頓的?」
拚命想擠進「酷」朋友圈,卻遺落了最真心的友誼;
初嚐戀愛滋味,卻在愛中失去自我;
努力想在美國闖出一片天,卻發現自己終究不屬於異鄉;
非洲迦納、美國監獄、海地、巴黎、柬埔寨、日內瓦……
離開家鄉愈遠,回家的渴望愈強烈。
她的挫折,沒有少過,
她的成長,充滿焦慮,
她的人生路,也非一帆風順,
她放棄美國人人稱羨的高薪工作,
回到台灣投身偏鄉教育,
走一條艱辛的路,
她擁有的,只是勇氣。
專文推薦
白崇亮│台灣奧美集團董事長
葉丙成│台大電機系副教授
名人推薦
王文華│夢想學校創辦人
王政忠│SUPER、POWER教師獎、師鐸獎得主
方新舟│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卡 茲│普林斯頓威爾遜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杜明翰│國際世界展望會亞洲市場負責人
林以涵│社企流創辦人
陳俊朗│孩子的書屋創辦人
(依姓氏筆畫排列)
看安婷的外表,不會想起「流浪」或「孤獨」。但她的故事,充滿了這兩個元素。流浪,一方面表現在登機證和行李箱,她去了迦納、海地、日內瓦。另一方面表現在她不斷探索生命的方向。她問了自己很多深刻的問題,包括:非營利組織,會不會也只是舒適圈?至於她的孤獨,一方面表現在愛情的失落,她分享了二十歲的初戀:)另一方面表現在她做出很多不同的選擇,包括Teach For Taiwan。這個故事我最喜歡的畫面,是安婷二○○八年第一次到普林斯頓時,在紐約機場找接駁車的場景。經過一番折騰,「車子一上路,我便不支昏睡在媽媽的大腿上。」安婷、我們、台灣,都在流浪,也將體會更多孤獨。就讓安婷的故事,成為我們疲憊時的支柱。──王文華,夢想學校創辦人
我其實沒有真正認識安婷。見面不超過五次,對話次數屈指可數,即便網路或媒體報導,我也很難有完整的時間仔細閱聽。我唯一知道的,是她只花了不到兩年,就初步完成我努力了十七年的事。這十七年,我在偏鄉窮盡一切努力,試圖解決台灣教育體制內無法解決,卻也無比重要的事,目前我和我的團隊在我們的現場似乎初步解決了因為僵化的教育編制而造成死水般的師資困境──要走的該走的走不了,想進該進的進不來。而安婷,一個不到二十五歲的小女生,沒有教育專業背景,沒有官方實際奧援,卻一腔熱血的想要協助解決台灣偏鄉學校的師資問題。她已經開始,並且有了好的出發,TFT正認真前進,即便一堆人心存質疑──特別是體制內的專業師資培育系統。但,又如何?好好看看安婷的書,或許我們就會知道,這個從異鄉回來的小女生,是如何有能耐的想要為台灣出發。──王政忠,SUPER、POWER教師獎、師鐸獎得主
兩年前,為了多了解弱勢家庭,我與幾位好友拜訪很多課輔單位,包含安婷爸媽的林業生基金會。在第一次「社會創業家成長營」後,才認識安婷,這位讓她爸媽引以為榮、又擔心的寶貝女兒。一開始,跟安婷的關係密切又疏離。密切是因為我們基金會幾位年輕夥伴是Teach For Taiwan志工,他們常在我們辦公室開會,常常見面;疏離是因為安婷太優秀、太亮麗、見過太多世面,我不太確定她是否下定決心要割捨充滿希望、創意的世界舞台,而回到很悶、很負面情緒、講究排資論輩的台灣。她竟然玩真的,回來了。除了她自己的勇氣跟愛心外,TFT的其他夥伴是影響她回來的最大原因。這些夥伴都是「人生勝利組」,卻甘願選擇一條人煙稀少的路走。愈認識他們,我愈認真看待他們,慢慢從長輩變成朋友,最近又從朋友變成粉絲。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台灣的希望。──方新舟,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對我而言,安婷一直都是個典範學生。明顯的,她極端的聰明、善言(至少三個語言)、有活力、又有創業家精神。在接下來的幾年,Teach For Taiwan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沒錯,一個這麼年輕的人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成就這麼多,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安婷真正不凡的地方,在於她總是如此用心的反思她生命的旅程。我希望她的故事能激勵其他聰明、對社會有負擔的台灣年輕人,為著你們國家民主的未來付出你們的生命,就如同安婷勇敢、細膩的正在做的。Bravo!──史坦利.卡茲(Stanley N. Katz),普林斯頓威爾遜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你有多久沒好好擁抱自己,和自己好好說說話了?你曾遇見真實的自己嗎?你要怎樣衡量你的人生?所謂成功,到底要怎樣定義?你在乎的是成就什麼事情,還是成為什麼樣的人?如果歷練是人生的必須,在哪裡尋找勇氣?用何法持定方向?又如何得著力量?安婷大方敞開自己,彷彿用一支支鑰匙,層層打開一本本日記,那是用平凡的生命,卻因為好好思索了上面的問題,勇敢踏出行動,讓年輕的生命圍繞著不平凡的故事。你的人生劇本可能大不相同,但我深信那不平凡的故事,一樣能夠在你走過的每一個足跡中閃閃發亮!打開這本書好像跳上了深入叢林的越野車,一路驚嘆顛簸,卻也不得不常常緊急煞車,細細品味隱藏在叢林中的智慧,非常過癮。──杜明翰,國際世界展望會亞洲市場負責人、前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
遇見安婷是段美麗的緣分。我們背景相似:都在美國讀書、主修公共行政、對非營利服務擁有熱忱。二○一三年透過安婷爸爸認識她時,雖然她在美國、我在台灣,透過 Skype 交談卻有種熟悉感。安婷很真誠、熱情地與我分享Teach For Taiwan的夢想,她的願景與執行力讓我很欣賞,開啟了我們之間更多交集:我們都希望用實際行動為社會帶來正向改變、選擇在二十來歲時創業、也在同一辦公室一起奮鬥。很榮幸參與安婷草創TFT的過程,一路看著她辭掉工作搬回台灣、找尋第一批夥伴、遇見第一位投資者、招募第一批種子教師等,實在由衷佩服,因為二十三歲時的我,沒有安婷的決心和毅力。相信本書會讓大家更認識這位勇敢投身台灣教育、人美心也美的夢想「志」造家!──林以涵,社企流創辦人
台灣不乏高學歷的孩子。但有理想、有勇氣、有自己想法,還能對台灣念茲在茲的孩子太少。安婷是這樣的優秀孩子。很難想像,Teach For Taiwan這樣的大議題,會是一群二十來歲的孩子義無反顧地扛了起來,安婷和這群菁英,擔著重量卻也雄姿英發,值得期待!這本書,敘述安婷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到歐、美、亞、非四大洲的足跡與成長。也許在這字字句句裡,你將找到成長與蛻變所需要的養分與軌跡。這是安婷的價值,也是這本書的。───陳俊朗,孩子的書屋創辦人
台北出生,台中長大的台灣囝仔。2008年從台中女中畢業時,同時推甄上台大外文與政治系,也自學英文考上美國十所名校,最後選擇就讀提供全額獎學金的普林斯頓大學。2012年於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畢業後,曾於紐約某醫療顧問管理公司工作,後放棄高薪,籌辦Teach For Taiwan(為台灣而教)計畫,回台圓夢。
好評推薦
自 序/致我的父母
1流浪:起點
這世上只有兩種流浪人:一種成為受害者,選擇在塞納河終結生命;
另一種,成為戰士,用他們所有的愁去建築一個讓他們大大展翅高飛的引擎。
2迦納:勇敢做一次白紙
恭喜妳,在眾人中獲選成為十五位計畫參與者之一。
妳是張白紙,歡迎來非洲,來染上我們真正的顏色。
3普林斯頓(上):妳是怎麼考上的?
雖然日記中寫著「新生般的驚奇」,但當我去讀當時的網誌,
原來做新生的「驚奇」,大概只維持了不到一週的蜜月期。
4巴黎:流動的饗宴
如果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
巴黎將永遠跟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5海地:一無所有中的富足
在人看來,我們是最貧窮的;
但我知道,在神看來,我們是最富有的。
6日內瓦:舒適圈中的不舒適
建議妳,挑戰自己暫時離開非營利機構這個舒適圈,
如果有天回到這個領域,妳就可以站在不一樣的高度看這裡的工作。
7在監獄教書的日子:老師,妳為什麼來?
如果我沒有辦法說服學生和自己「我為什麼來」,
那麼再棒的理論、經驗、方法、工具,都無法讓學生願意聽我說話。
8普林斯頓(下):破繭而出
四年前,我還是個被人笑「怎麼考得上普林斯頓」的無助女生;
四年後,我完成了一百五十頁的論文,還得到論文首獎……
9社會新鮮人:感謝給你第一份工作的人
幫妳做,可能省幾分鐘,但只是延遲精熟、拖延未來更多人的時間。
妳最能幫我們省成本的方法,就是拚了命的學!
10回台灣的路:捲起袖子,成為改變的起點
我們想要改變的人、事、物這麼多,想要解決的問題這麼大,
但,我們最需要、也最可以改變的,是屬於我們自己的世代。
後記/關於世代
3普林斯頓(上):妳是怎麼考上的?
Hey,未來的妳,記得考上普林斯頓的時候妳說過,未來不論發生什麼事,不要忘記妳有多幸運。妳害怕的是什麼?是四年太短?是妳是個錯誤?是找不到「那個他」?是別人永遠比妳完美?妳不重要?親愛的未來的妳,我相信當妳看到這封信,妳會微笑著說:「一如過往,神帶領我跨過一切。」神啊,求祢給我飽滿的心,被祢充滿的愛。挪去不足的空虛,神啊當我登上山頂,讓我舉目讚美祢;當我在山谷,求祢讓我定睛在祢的陽光。
讓我不自滿,不倚靠自己,不要忘記祢的偉大。
──我寫給未來自己的信,2008/10/26
現在的我,努力想要記起剛抵達普林斯頓時的種種,記憶好像已經開始不太配合、畫面已經有一些模糊。但有趣的是,當我嘗試閉上眼睛,想用圖像去重溫當新鮮人的那段日子,腦海中浮現的,是一幅幅美如詩畫的景象:從木頭搭的小火車站走出來,仰望高聳莊嚴的布萊爾塔,接著邊爬著一階階的樓梯,邊看著不遠處的亞歷山大禮堂,以及她外牆上刻的拉丁文:「沒有比高舉智者學習的寧靜住所更深的喜悅」。
我記得第一次踏進最古老的拿撒樓,聽著迴盪的腳步聲,想像著兩百多年前麥迪遜在這裡走動。
記得大一住的坎布爾樓,石頭砌成的樓梯已經被踏到凹陷,而大二住的侯德樓,房裡有古老的火爐,房外是拍攝「美麗人生」的拱型長廊,通往霍格華茲般的交誼廳。
記得我最喜歡的東派恩樓,用紅色磚石砌成口字,從中庭中央走進去,便可以通到在我心目中,全普林斯頓最美的房間:全部用木頭建成的八字型圖書室,有著高挑的木雕天花板,日光自然的全天從各方的彩繪玻璃射入,每個角落都擺著天鵝絨的扶手椅,還有通往一個個相通的小閣樓的樓梯……
再繼續寫,可能一整個章節都寫不完。這不只是剛入學時的感覺而已。畢業後,一次有機會回到學校參加團契活動後,在寒風中想從團契所在的墨雷小屋快步躲回溫暖的車裡。忽然,我無意的抬頭一看,就不由自主的停下腳步,被這不經意的美、配上滿天星星和全然寂靜的校園,完全震懾住了。
那天,我在日記上寫下這段話:
“I just want myself to remember something. I was walking from Murray Dodge to my car, this walk that couldn’t have been more familiar, yet I hadn’t done in such a long time. I remembered that awe, that joy of taking ownership of this amazing place. I want myself to remember that gratitude for calling this place home.”
我只想要我自己記得這個:我剛剛從墨雷小屋走向我的車,這是一條我再熟悉也不過的路徑,只不過畢業後我很久沒有走了。但我依然記得那新生般的驚奇,那可以成為這地方所有人之一的喜悅。我想要我自己記得這份感恩,這份可以叫這地方「家」的感恩。
短暫的新生蜜月期
但有趣的是,雖然日記中我寫著「新生般的驚奇」,當我將這些圖像從腦中暫時抽離,而改去讀我當時的網誌,嘗試去記起當時的心情,做新生的我的「驚奇」,大概只維持了不到一週的蜜月期。
第一個困難,從交朋友開始。雖然從一開始我就因為參加社團與團契而認識不少朋友,但是小從英文諺語、笑話的聽不懂,大至完全會錯意、身體界線劃分不同,讓我時常成為同學們雖無惡意,但無法克制的嘲笑對象。
比方說,那時我以為「dufflebag」與「douchebag」是同義字,但事實上前者是「行李袋」的意思,後者原意是「女性私密處灌洗袋」,後來被拿來做為罵人之用,當然有暗喻被罵者汙穢不堪、為自大狂妄之徒,或用現代一點的說法,類似「機車王」、「超白爛」的意思。但天真如我,以為兩個字都是行李袋的意思,所以,在一次學生團體出遊說明會上,當被問到我會攜帶幾件行李,我回答:「喔,就是兩個 douchebags。」主持人愣了一下,問:「呃,請問妳的意思是……兩個很討厭的人,還是兩個清洗袋……?」接著,全場同學哄堂大笑,而我,則是恨不得有個地洞可以鑽進去。
另一個例子,是我將「get laid off」和「get laid」兩個片語搞混了:前者是「被裁員」的意思,後者則是非常粗俗的說「被上床」的意思。有一天,我接到阿姨的電話,告訴我姨丈不幸被裁員了。掛上電話,我傷心的走回房間,那裡有一大群朋友聚在一起看電視聊天。我煞有介事的拿起遙控器,關上電視,大聲說:「大家,我有個很令人傷心的消息:My uncle just got laid.」同學們全部露出驚恐無比的表情,我心中默默的驚訝大家竟如此在乎我姨丈,好生感動。有個同學問:「妳……為什麼會和妳姨丈聊這個?」我感到莫名其妙,回答:「這有什麼不能聊的?」大家面面相覷,終於有個朋友說:「安婷,我猜,妳剛剛想說的,是 getting laid off,不是 getting laid...」顯然的,大夥又是一陣哄堂大笑,笑到眼淚都流出來了。順便一提,上述兩個例子實在太受歡迎,每年都會由學長姊熱心的在開學時傳承給新生知道,只不過希望現在故事主角是誰已經被忘記了就是。
「妳到底怎麼考上普林斯頓的?」
第二層困難,來自課業。我還記得,當我坐在第一堂「個體經濟學」的教室中,台上的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學者,更是美國總統的顧問。當他口沫橫飛的講著,我身旁的同學都點頭如搗蒜,拚了命的抄筆記;而我,雖然教授的每個字拆解出來我都認識,但組合在一起,卻讓我如同鴨在聽雷。更令我緊張的,是我似乎是整間教室唯一一個聽不懂的。從小到大,我從來沒有想像過有一天我會成為全班最笨的學生。當下的我,好慌、好怕,卻又不敢讓任何人發現,只得回宿舍自己抱著書苦讀、趁室友不在的時候,再偷偷掉眼淚。
而大一最令我頭痛的一門課,叫做「英文寫作課」。這是門全校大一生必修的課程,不論學生是否以英文為母語,學校要求每個學生在鑽研更深奧的知識之前,必須先有學者程度的基本寫作能力。回頭看,我很感激這樣的要求,讓我的英文寫作,從一個台灣高中生的程度,在大學四年內快速達到美國當地大學生程度之上。但大一當下,這門課真的讓我苦不堪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教授的特殊授課方式:每個禮拜上課前,每位同學都必須寫份五頁的短文報告,並且匿名傳給全班同學,而每位同學也必須在上課前將全班的文章看完。上課時,教授便帶領著大家一篇、一篇來評鑑,鼓勵大家自己分析每篇文章哪裡好、哪裡不好、為什麼?
這種刺激獨立思考,而且將主導權還給學生的學習方式,尤其是在我自己投入教育界以後,知道其實相當的難得,是學生的福氣。五頁報告對我的美國同學而言易如反掌,上課前一天晚上不用幾小時便可以寫出來,但對當時的我而言卻無比困難。我必須一整個禮拜不斷的發想、起草、修稿,甚至還得熬夜,才能寫出一份不會太丟臉的報告。
但是,每當來到課堂裡,文章總是被同學們毫不留情的批評:「這個開頭,完全沒有切中主題!」「這個譬喻,也太離題了?」「這個例子,渲染得太離譜了!」「作者的文法顯然需要加強!」「這個結尾,一點力道都沒有。」……最後,甚至有個同學說:「這個作者到底怎麼考上普林斯頓的啊?」
「妳到底怎麼考上普林斯頓的啊?」天啊,這句話對當時的我而言,感受只能用三個字形容:「椎、心、痛」。我在心中很想對他吶喊:「你知道我在台灣上過報紙頭條嗎?你要是用中文寫你會比較厲害嗎?你知道我是多麼比你努力才能考進來嗎?」但終究,我意識到我生氣的對象不是他,是對於本身的信心和價值都開始動搖的自己。
推薦序一
不平凡的回家之旅
白崇亮,台灣奧美集團董事長
初次結識安婷是在一個略為偶然的機會裡,但從第一次見面,我就知道她會是個不平凡的孩子。
安婷的不平凡,並不在於她申請進入美國名校就讀,或是大學還沒有畢業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我所認識的安婷,心中始終擁有一把獨特的尺,她用這把尺來衡量周遭一切人、事、物的終極價值,她是個擁有清晰價值信念的孩子。
從外表上看,許多人會稱羨她在普林斯頓大學勇於成長的動人故事。課堂之外,她的足跡還踏遍歐、美、亞、非四大洲多個國家,曾在幾內亞灣和迦納的孩子戲水、在塞納河畔和法國同學辯論哲學、在加勒比海與海地的災民一同重建家園、在日內瓦湖畔和聯合國官員談判、在湄公河旁訪問柬埔寨國務卿。她也曾因課業落後太多而被教授羞辱、曾為了融入酷炫的朋友群而迷失自己、也在畢業時因論文得到首獎喜極而泣。
然而,人們看不到的是,在她心中還有一個沉靜的地方。每當她有所疑惑,面臨考驗,或需要作出關鍵決定的時刻,她總會回到那個地方,在那裡思考、沉澱、祈禱;然後,那把衡量人們終極價值的尺,總會在最後出現,幫助這位天父所愛的孩子做出最終的抉擇。安婷不是一個輕意做出決定的孩子,她在意她所做的每件事背後的動機、意義和目的。
就這個世界而言,安婷是表現極為卓越的孩子。她的不平凡之處,就在於她沒有以卓越做為換取世俗所謂「成功」的墊腳石。相反地,她眼中所看到的,更多是人們的真實需要,特別是那些貧窮的、不足的、被忽視的,和需要關愛的孩子們。以她這樣年輕的生命,竟然已是個懂得「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的實踐者。我不得不對安婷多點偏愛!
我特別喜歡這本新書的書名《出走,是為了回家》。安婷的確走過一條普林斯頓成長之路,然而當我得知她終於決定回到台灣,要帶動和她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在台灣的土地上,進到偏遠地區去Teach For Taiwan時,彷彿又回到了初次見到安婷時覺得她不平凡的感受,只是這回更多了幾分對她所代表的台灣年輕世代的期許與祝福。
每一塊土地上的繁榮,都需要經由世代傳承來不斷創造發展。我不願意給安婷太大的壓力,但我要說:每當看見她光采燦爛的笑容,就會覺得台灣的下一代仍然是充滿希望的。
安婷與夥伴們,你們加油!
推薦序二
All you need is some courage!!
葉丙成,台大電機系副教授、台大MOOC執行長、台大教學發展中心副主任
認識安婷,是從我們同台在二○一三年的TEDxTaipei年會演講開始。當時,我只知道她是個從美國名校普林斯頓畢業,辭掉了人人稱羨的工作,回台創立Teach For Taiwan,立志為偏鄉孩童改善教育的亮麗女孩。初識時,我跟許多人一樣,心中有不少疑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會讓這個女孩放棄了世俗眼光中的人生坦途,選擇了一條充滿挑戰、布滿荊棘的道路?
但隨著對安婷的更加認識,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麼了。其實,安婷的人生經歷,正是我們當今台灣青年所最欠缺的一塊:對自我的探索與認識。
台灣學子,在父母的呵護下,往往都以學業為重。在學業的壓力下,很少人會踏出自己的舒適圈,勇敢探索自己的志趣、能力,乃至於極限。許多人即使學業、工作一切順利,但卻缺乏作為一個人,對自己應有的認識。每天過著世俗認定的「好」人生,卻不知道什麼才是自己想要的「好」人生。
於是,在一切貌似順利的人生中,許多人不斷問自己:「這真的是我要的人生嗎?」「我真的要這樣一直過下去?」「我當初如果換一條路,人生會不會更快樂?」
很悲哀的,這樣的問題是沒有答案的。因為人生永遠都無法重來,沒有人能回答,當初如果做別的選擇,人生是否就會更好?更悲哀的是,隨著年紀日長,人愈是放不開、愈不敢拋棄眼前的一切去探索從未發現過的自己。最後,人生只好得過且過,日日忍受著無奈、懊悔,與自我質疑的煎熬。簡直是無間地獄......
但安婷選擇的路,與許多人不同。她的人生,從小時候便充滿了挑戰。在小學的時候,便自己一個人遠渡重洋參加夏令營。去美國讀書時,暑假自願去迦納、海地等地參與志工工作。甚至,安婷還自願報名去眾人聞之色變的美國監獄,教了兩年半的書。在她用心體會許多非我族類的犯人的成長背景跟心境後,透過點點滴滴的付出,有一天讓他們打開心扉、真正從心把她當成老師。
看了安婷的故事,你就會了解為什麼她會選擇回台灣,走一條艱辛卻充滿意義的人生道路。因為在一個不斷挑戰自我極限、追求利他的人生中,個人的生命才有機會得到最大的實現。
當青年朋友在看安婷的故事時,請不要迷失在她在一次次難關之後令人驚嘆的成果。請把焦點放在當她每次做不曾做過的嘗試時,她內心之中所感受到的種種焦慮,以及如何跌跌撞撞走出這些焦慮的歷程。慢慢的,你會發現,其實安婷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你所需要的,僅僅是願意踏出去的勇氣,以及一顆真誠為人的心。
想跟安婷一樣找到人生的意義嗎?
All you need is some courage!!
推薦續三
成為有擔當的年輕人
史坦利.卡茲(Stanley N. Katz),普林斯頓威爾遜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能夠為我的學生劉安婷新書貢獻我簡短的序文,是我的榮幸。我是在三、四年前認識安婷的,當時她選修了我在普林斯頓開的研究所課程「公民社會與公共政策」。這個課程是關於公民社會的機制如何讓民主社會成長──尤其是關於非營利組織。安婷雖是這門課中最年輕的學生,表現卻非常優秀。她明顯對於公民行動如何促進合作行為與降低社會衝突有深厚的興趣。她的期末報告是關於在海地的志工與宗教組織在海地災後重建的角色。這個時候,她已經花時間先學了法文。在這個階段,她還頗為羞澀,因此我沒有機會好好認識她,雖然那門課只有二十個學生,其中大學部的只有兩位。
在安婷大三尾聲,她來到我的辦公室,問我是否能做她的大四論文指導教授。在普林斯頓,所有大四生都被要求要寫一份研究論文,通常長度在100至120頁左右。這份論文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她原本的計畫是先用暑假在日內瓦實習,同時延伸她對於海地的興趣(也可使用她的法文)。但是她日內瓦的主管建議她去看看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的角色,經過許多思考後,安婷在夏天的尾聲搭上了飛機,來到金邊。
在那裡,她發現了許多非營利組織正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重組柬埔寨社會的工作。但是她也同時發現首相洪森(Hun Sen)與他的政府對於這些非營利組織與他們的雇員(不論當地或外國)都非常不友善,因為他們威脅了這個政權的專權控制。因此安婷發展了這份論文的主軸,專注在此政權多次嘗試通過限制非營利機構的法案的過程上,並且再次回到柬埔寨去訪問非營利機構領袖們。最後,她寫出了一份不同凡響的論文,並且在畢業時獲得了威爾遜學院的論文獎。從柬埔寨到國際的讀者都驚訝於她在短時間內所看見的深度,以及她如何精闢分析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衝突。
從普林斯頓畢業之後,安婷決定留在美國,雖然我默默的希望她會回台灣。她在普林斯頓擔任一個商業管理顧問,而我認為她在那年增加了非常多關於商業領域的了解。但是她並不覺得顧問工作為她的生命帶來滿足,因此她開始思索,也開始與父母討論是否該回台灣。美國的教育改革是我的研究興趣之一,她也與我討論是否有可能將美國的一些創新帶回台灣,尤其是Teach For America的模式,將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分派到公立學校任教。長話短說,她搬回台灣,並且在父母鼓勵下,開始嘗試募款支持教育創新的可能。這樣的探索與努力成就了Teach For Taiwan的開始──一個全然因著當地需求與狀況改變、創新的模式。
對我而言,安婷一直都是個典範學生。明顯的,她極端聰明、善言(至少三個語言)、有活力,又有創業家精神。在接下來的幾年,Teach For Taiwan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組織。沒錯,一個這麼年輕的人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就這麼多,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安婷真正不凡的地方,在於她總是用心反思她的生命旅程。我雖無法讀懂中文(唉!雖然我有整份文稿!),但我確信她的中文寫作必定與她的英文同樣優雅。我希望她的故事能激勵其他聰明、對社會有負擔的台灣年輕人,為著你們的國家民主的未來付出你們的生命,就如同安婷勇敢、細膩的正在做的。Bravo!
(英文全文)
It is a pleasure for me to contribute this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written by my student An-ting Liu. I first met An-ting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when she enrolled in my undergraduate cours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on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Policy. This is a course on how democratic societies hold themselves together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 civil society – mainly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ting was one of the best students in the course even though she was one of the youngest. She was clearly deeply interested in how social activity facilitates cooperative behaviors and diminishes social conflict. She wrote her term paper on the role of voluntary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n providing relief in Haiti. And at this point she managed to learn French. She was at that stage quite shy, however, and I did not get to know her very well even in a group of 20 or 2 students.
But at the end of An-ting’s third year of college she approached me and asked if I would supervise her senior thesis – at Princeton all seniors are required to write a research paper that usually runs from 100 to 120 pages in length. The senior thesis is a major undertaking! Her plan was to work in Geneva, Switzerland for the summer, and to develop a thesis project out of her interest in Haiti (and thereby to use her French). But her supervisor in Geneva suggested that the role of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ambodia might be more interesting to study. And so at the end of the summer An-ting got on a plane and went to see what was happening in Pnom Phen.
There she discovered that NGOs, especially those funded from outside the country, were doing very important work in reconstituting Cambodian society. But she also discovered that Prime Minister Hun Sen and his government were quite hostile to the NGOs and their employees (whether indigenous or foreigners), since they threatened the autocratic control of the Hun Sen regime. So An-ting formulated a thesis on the attempts of the regime to pass legislation restricting the role of NGO, and traveled again to Cambodia to interview NGO leaders. The result was an exceptional thesis that won a prize from 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when An-ting graduated. Readers both in Cambodia and internationally were astonished at how much she had been able to learn, and how brilliantly she analyz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NGOs and the government.
After graduating from Princeton, An-ting decided to re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though I had hoped she would return to Taiwan. She took a job as a business consultant here in Princeton, and I think she learned a great deal about the commercial sector that year. But she did not find consulting a very fulfilling role in life, and she began to think (and to discuss with her parents) what she might do if she returned to Taipei. Schoo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ne of my interests, and she discussed with me the possibility of adapting U.S. models of reform (primarily the approach used here by Teach for America, which recruits bright college graduates to teach in public schools) to be used in Taiwan. So she moved back to Taipei and,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her parents, began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beginning a privately-funded school reform program at home. This has led to her establishment of Teach for Taiwan, a fully origi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ach For” model to Taiwan.
An-ting for me has been the model student. She is, obviously, extremely bright and articulate (in at least three languages), energetic and entrepreneurial. Teach for Taiwan is likely to be a very important organization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It is extraordinary that such a young person should achieve so much so quickly. But what is truly exceptional is that An-ting is so reflective about her life’s journey. I do not read Mandarin, alas, so I have not read this text (although I have a copy!), but I feel certain that An-ting writes as elegantly in Mandarin as she does in English. And I hope her story will motivate other bright and socially engaged young men and women in Taiwan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your country in the brave and thoughtful manner that An-ting has done. Bravo!
作者自序
致我的父母
愛不是我們要去的方向,而是我們出發的地方──徐超斌醫師
二○一二年十一月底,我還在美國的顧問公司上班,手機「叮咚」響了一聲,我看見媽媽寫的「阿嬤已經在昨天下午安詳的回到天家」,腦中忽然一片空白。
隔了不到兩週,我飛回台灣,一下飛機便直奔外婆的喪禮。喪禮結束之後,我們回到外婆家。外婆的四個女兒把所有孫兒輩聚集起來,告訴我們可以花些時間在外婆房間裡找一樣最可以紀念外婆的物品,帶著走。
我一個箭步跑到外婆床邊,拿起她的聖經。外婆是家中第一個基督徒,一輩子都用同一本聖經,因此我一直對它抱著很深的好奇。打開聖經,從書背滑出一張黃色的信紙。我把它拿起來看,發現這是外婆在外公十多年前過世後的第一個清明節,寫給上帝的一封信。
外婆在世時是個強韌、不輕易表露情感的女強人,但在這裡,她用娟秀的字跡寫著:
親愛的主上帝,複一次佇祢面前懇求,照祢豐盛的疼痛,引導女婢全家行佇祢公義的道路,堅固阮對祢的信仰,變化女婢對先夫的思念,有屬天的智慧與氣力……互阮用忠孝傳家,起造和諧的家庭……求主繼續扶持祝福阮的家族,無論信仰、佇生活、佇事業、工作、或者學業功課、序小的栽培,攏會得祢引導……充滿喜樂與平安。
讀到這裡,原本在喪禮還強忍著不哭的我,忍不住留下一滴滴感恩的淚水。我的外婆沒有留給我金銀珠寶,但是卻留給我最無價的寶藏:一代代傳承、在艱苦中仍然持守的愛。
因著寫這本書,我有機會和自己一起重新回顧過去幾年所經歷的每一步。剛開始寫時,我以為這本書是關乎自己學習獨立的過程。然而,當我細細思想,我才意識到,相反的,出走讓我看見自己是多麼的軟弱,卻也是在這些軟弱之中,看見背後所支持我的愛是多麼的無條件、始終不變。
我的父母不常用言語去描繪他們對我的愛,但是我始終記得,有一次,夜深人靜時,我的爸爸娓娓告訴我在他心中難以磨滅的一幕:在我升小學之前的那個暑假,家裡的經濟出現了很大的難處,因此我們必須搬到永和一間非常小、非常破舊的宿舍中。炎熱的夏天裡,爸爸帶著我,提著一桶白色油漆,重新粉刷所有牆壁。那時,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的我,看著斑駁的牆壁、滿地螞蟻、死蟑螂,小聲的問他:「爸爸,我們可不可以不要搬到這裡?」
爸爸講到這裡時,眼睛忽然充滿了淚水,說:「那時候,我便下定決心,生活再怎麼苦,我都要讓妳幸福,所以我告訴妳:『安婷,不要擔心,爸爸保證,住在這裡的日子會是最快樂的!』」
寫這本書時,我時常不知道該在哪裡把我的家人寫進去──畢竟,不管是在美國、迦納、海地、還是柬埔寨,他們理論上都沒有跟我在一起。但是,如果不是這一對即使在最辛苦的時候,仍然堅持給我最飽滿的愛的父母;如果不是他們每一天不停止為我的禱告、不是他們在我犯錯時仍然無條件的接納我,告訴我「妳很特別」,我不可能憑著自己找到走下去的力量。他們給我的寶藏,是「家」。所以,最終,出走,是因為有家,也是為了回家。
我決定放棄台大、離開台灣的時候,全世界似乎都覺得我瘋了。那時,是我的父母為我扛下外界所有壓力,告訴我:「爸爸媽媽會為妳禱告,我們知道神會給妳最好的。」
五年後,當我躊躇不定,不知道是否該放下我在美國的生活,回台灣創立Teach For Taiwan,是我的爸爸跟我說:「安婷,不要害怕失敗。妳既然看到了需要,就該回來。」
我不知道是多深的愛,讓他們即使知道自己的孩子會受傷,仍然願意放手讓我飛。我不知道是多大的愛,讓他們即使被年少無知的我時常視為理所當然,仍然願意默默在早晨去市場,買一碗新鮮的雞精回家,放在我床前,希望我健康。
我的爸媽沒有高學歷、高名氣或是財產,但是他們用他們的生命給我最強大的後盾,讓我有力氣、有空間去冒險、去探索,去哭、去笑、去愛、去破碎。
五年的出走故事,也是五年追尋什麼是愛、如何去愛的過程。回頭看,才發現愛不是我要去的方向,而是我出發的地方。
他們的愛,就如同這首詩歌所寫的:
愛親像風吹/輕輕放互阮飛/毋管天頂偌呢闊/毋管濛霧偌呢大/在濛濛的風雨中/風吹永遠袂失迷/自由和自在/永遠牽著阮的線/永遠看顧阮
或許,我也很像外婆,很少輕易表露我的情感,我也曾經以為成熟的表現便是不再靠父母。但是現在,我願這本書不只關乎我,更向我的父母的愛與榜樣獻上深深的感謝。是他們的愛成就了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很平凡,但他們的愛一點都不平凡。
Nay, in all these things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through Him that loved us. –Romans 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