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學」固然原出於古羅馬，為探究國家政治和法權政治而產生，但卻由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以及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在啟蒙時代重新思索。到了近世，此思潮更輾轉流向施米特和施特勞斯手裡，成為影響公共實踐的重要課題，以致相關的「公共神學」及若干術詞成為猶如具現代品味的時代產物。以「公共」和政治來突顯某一類神學的品質，並不意味除此以外的神學話語是「非公共」和「非政治」的；因為倘若「公共和「政冶」皆關係「眾人的事」，則除非某種神學只關係某單一個體，否則根本不存在非公共和非政治的神學，神學之所以給創作和發表出來，必然是為使話語達到單獨個體以外，產生溝通和交流，甚或要得到一定程度之群眾認同，如此一來，所有神學皆應是「公共的」，也必帶有「政治的」意涵(implications)，只是公共和政治所涵蓋的範圍有所不同而已。即使建制教會本身也是其中的一個公共範疇，為要讓上主之言得到聆聽。從這角度來看，所有神學奉應都是「公共的」和「政治的」。

順此，當「公共神學」在當代被接受為一種特定的神學類別時，似乎群眾己暗地裡默許了某種對「公共（論域）」（public sphere; Öffentlichkeit）及其運作的現代看法，即使人們對這種界定有所保留或批判。簡單來說，在通俗的理解中，宗教論述（尤其與之關連的神學）往往被規劃於私人（private）範疇內，並要從公共論域中撤離，因為其存在被視為不利於世俗社會的溝通和理解。然而此舉便已將「公共」與「私人」作出簡單化的二元區分，但實際上兩個領域的分界並不清晰明顯。當然，在這種區分之下，「私人」也非僅指單一之個體，在諸個體之間沒有聯繫，也沒有共通性:而是說在此領域下的事務或旨趣，不能或不應直接影響「公共」的「政治」事務輿決定，並由此引導出不少現代國家施行的所謂「政教分離」原則。不過在此必須立即指出的是，在過往數十年的歷史轉變中，尤其在九一一事件以後，在國際事務上因多有涉及宗教因素的討論，一種教條式的絕對二分法已漸漸地被視為不合時宜，宗教以至神學論述在公共論域中可以和應該扮演的角色也漸漸備受關注，這也是不同形式的「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在近年應運而生和備受注目的原因。

有見及此，韋爾克(Michael Welker)教授在二○一○年初邀請了幾位當代西方政治神學的倡導者，舉辦了兩天的研討會議，並將論文編輯成冊出版。剛巧，他於二○一二年九月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之邀請，蒞臨中國大陸和香港作巡迴講學時，與好友林子淳教授見面談及此作，後者也向他提及漢語學界近年對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萵度關切，以至其研討會議論及的人物和參與者也是受注意的對象。雖然年間漢語學界未有正式專為此主題而邀請代表性人物舉行類似活動，但在數場大型會議和期刊專論中，卻不約而同地有學者提出這方面的重要論文。因此兩位學者商定，以此題材和核心人物為框架，編訂一部集合東西方學者近年短篇作品的精選集，俾讓讀者能概覽學術歷史發展的梗慨和當代東西方學人的反思。